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，把犯了错误的学生“请”到办公室里去，是常有的事。“请到办公室”，是表示该生所犯错误已十分严重。当众这么“宣布”，也想“警示”其他学生。
问题还不在这里。问题在犯错误的学生到我办公室的“待遇”：他必须标准地立正站着——脚后跟靠拢，两臂下垂，中指贴在裤子缝上。如果不“标准”，我便命令他“站好”，随即强制性地“纠正”：比如用脚踢他的脚后跟。这实际上是体罚。这种做法，哪里有尊重可言！哪里有平等可言！哪里有民主可言！
最近读了张华教授的《论我国课堂教学转型》，深受触动。 文章说：
“今年8月31号，我儿子上小学了。第一天是家长开放日，学校的第一件事是：行为规范。怎么坐，怎么站，手放到哪里，怎么走路，怎么排队……老师早已规定得好好的，而且每一个规定都有相应的奖励和惩罚作保障。随后的任何学习都是这样。
现在，我们很多美其名曰‘培养学习习惯’的做法，就是强化学生不能乱说，不能乱动，整齐地听话……这都是最坏的习惯——没有比限制儿童的嘴乱说、手乱动更坏的学习习惯了，这是成人对儿童施加专制的最司空见惯的方式。”
他深刻地指出：
“我国教学危机的根源是专制教学。我们把教学当作一个专制的过程，集体对个人，上一代对下一代，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专制的过程。而且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自觉地在做一个专制者和接受专制者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”
几十年了，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？运用“动物园教育学”——以奖励作诱因，以惩罚作威胁来“训练”学生，是泯灭人性的教育！
假如我回过头来再从事教育，我会视学生为朋友，我甚至不会称他们为“孩子”——叫他们孩子，那意味着我是长者，“平等”就不存在了。
低年级的学生称“小朋友”，高年级的学生称“同学”，同学同学，我们是一同来学习的，是平等的。 他们犯了错误，我可能还会请他们到办公室里谈谈，但是我会为他搬一把椅子，放在我的身边，请他坐下，我甚至还会为他倒一杯水。
我可能很严肃，乃至于严厉，但不会再说“你呀，瞎子害眼——没治了”之类的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话。我会以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告诉学生什么叫尊重、平等、民主。
如果让我再教一届学生，我不会再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……
四十多年来，教的学生无数，但有几位学生的脸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李健、亓庆红、刘云、孙建军……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，孤独的，有的甚至带有哀伤，他们很少言语，早上背着书包默默走进学校，下午放学又默默地回家…… 他们都是被我戴过“差生”帽子的人。
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，要么数学考不及格，要么语文考不及格。每次考试后，我都要宣布分数。念到他们的成绩时，我还故意在分数的后面加一个“大”字：“李健——50大分！”
这种话对学生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！如果说体罚伤及的是皮肉，那么语言伤害的则是心灵。皮肉受伤有药医治，而心灵的创伤却无药可医。
我是他们的老师吗？我配做他们的老师吗？ 不知这些学生现在怎么样，从事什么工作，但我相信，在社会上，他们不会差，他们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。请他们原谅我当年的愚蠢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人人都是一个大写的“人”，人人都有尊严、有人格，人人都应该得到尊重。
人的智能是多元的，人生下来就千差万别，正因为千差万别，才有灿烂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。不能单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，文化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全部。 可惜，我认识得晚了。
如果我再从事小学教育，我会经常把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告诫自己：这就是你的学生！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
有了这样的学生观，我会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生，知其长短，让每个学生扬长避短，甚至让一些人变短为长。
我会让每个学生喜欢我，爱上学，爱读书，爱思考。人人尽力了，学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。
东方不亮西方亮，分数实在没有多大意义。